孙力、陈杰：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三大历史塑形

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三大历史塑形

摘要：社会主义的制度成长与特定的时代相适应,其成长经历了三大历史塑形：巴黎公社、苏联模式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巴黎公社革命为社会主义制度建构做出了第一次尝试，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其经验教训基础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则。苏俄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完整的塑形，先后呈现出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苏联模式三种体制样态。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三次伟大塑形是由中国共产党完成的，其历史性贡献在于三大命题的开拓。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巴黎公社；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制度体系的建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要真正具有吸引力，真正推动人类社会更好的发展，就不能够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仅仅对资本主义予以价值的批判，而必须在社会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优越性。能够使社会主义付诸于实践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即其制度体系的诞生，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以后的又一个伟大飞跃。它开辟了人类现代化的新路，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面貌。从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和较量，就进入了制度博弈的时代。通过制度运作，社会主义既前所未有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前所未有地创造了社会公平。同时，历史也证明，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在不断地成长，而且其成长也非一帆风顺的。如果将其置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构态势，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紧紧相连。时代的诉求牵引着制度建构，制度建构的成果再牵引着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功，体现的是制度的时代适应性;社会主义遭遇挫折，实质上映射了制度与时代的疏离。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的制度成长应该与特定的时代相适应，即有特定的历史形态，而不是固定不变的。透视社会主义制度的成长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经历的三大历史塑形:巴黎公社、苏联模式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三大历史形态，导演了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现代社会主义历史进程。

一

巴黎公社革命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做出了第一次尝试，在国体的本质属性、政体的形态、国家运行的基本原则、国家的阶级结构、国家官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尤其重要的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其经验教训基础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则。

在马克思恩格斯为有30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后，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波澜壮阔的发展时期。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于1848年诞生，1864年，在马克思的参与和指导下，又建立了世界性的工人阶级组织———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一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和工人阶级组织的不断成长成熟，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推进提供了强大支撑。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就是巴黎公社革命的推动和领导力量之一。

在巴黎公社革命前，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应该是什么样的，马克思恩格斯仅仅是从理论的层面予以了概略性的阐述。例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扼要地论述到:“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将消灭竞争，而代之以联合。因为个人经营工业的必然结果是私有制，竞争不过是单个私有者经营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是分不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公有。”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相应的12条措施，分别涉及到税收、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义务劳动、金融系统国家化、建立住房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系统等，尽管还比较简单初步，但体现出鲜明的人民享有指向。

1871年3月18日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推翻了法国梯也尔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建立了巴黎公社。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伟大尝试，时间虽然不长，却意义非凡，创立了无产阶级国家建构的第一个范例，在马克思予以经典的总结后，树立起了无产阶级国家的第一个历史形态。其制度建构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马克思通过巴黎公社革命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国家的阶级属性是被遮蔽了的，所有的国家理论都宣扬的是国家的公共属性。马克思首先揭示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马克思通过巴黎公社宣告了新的阶级属性的国家诞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这揭示了真正的秘密:“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毋庸置疑，马克思由此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最基本的特征，这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国家，并且只有在此基础上，工人阶级才能够获得解放，马克思将之称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这一论述构成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为其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作了根本性的规范。事实证明，否认了这一基本属性，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国家。

第二，巴黎公社的国家建构充分贯彻民主和平等的原则。工人起义胜利后，就以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出公社委员会，建构起新的政权。恩格斯高度评价了无产阶级民主对国家的空前塑造，因为它真正做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指出，公社实施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国家的官员来自于人民，享有同人民群众相同的待遇，接受人民监督，并由人民决定其去留，这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政权建构。这样一个基本的取向，为其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树立了历史的标杆。

第三，巴黎公社确立了代议民主新形态的国家权力机关。通过选举代表集中民意的代议民主，本身是资产阶级的创造。列宁曾经谈到:“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作为代议制民主的议会本应该是民主的基础，但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却被虚化了，马克思将之称为“国民清谈馆”。巴黎公社的实践使马克思看到了无产阶级国家权力配置的新形态，他指出:“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这后来也被概括为“议行合一”，但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概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是在批判资产阶级议会职能虚化的基础上论述巴黎公社的这一特点的，重心在强调它真正体现人民对权力的掌握，而不是谈国家职能的分工。马克思针对的是截然把“议行”分开，使“议”完全没有“行”的功能，由于代议机关本身是主权在民的体现，它所代表的民意就必然会虚化，故马克思斥之为“国民清谈馆”。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这一原则，塑造了新形态的国家权力机关，使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机关的属性功能截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如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就决不仅仅是西方那样的代议机关，而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即兼具“议”和“行”的功能，真正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民主原则。

第四，巴黎公社革命阶级联合的举措为社会主义的国体构成提供了历史的蓝本。无产阶级在革命成功后如何在新国家中安放不同的阶级，即采取什么样的国体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对国体作了最为精炼的阐释:“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阐述了革命中的阶级同盟问题。首先称赞了工农的联盟:“我们已经看到:巴黎的无产者为维护法国农民而战斗，凡尔赛为反对法国农民而战斗”，因而“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这是完全正确的”;继而又谈到同中等阶级的同盟:“公社实施的主要措施是为着拯救巴黎的中等阶级即债务阶级而反对债权阶级!”所以，“这个中等阶级感到:唯一能够救亡济危的是工人阶级的宏伟的志向和巨人般的力量，而不是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那个腐败的阶级!”再就是对知识分子阶层来讲，“他们感到: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马克思高度评价巴黎公社建立革命同盟开创的新纪元，他写道:“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旗帜下，他们宣布这场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

国体的构成态势对社会主义国家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人数不占优势的落后国家，构筑革命的阶级同盟不仅对革命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并且对革命成功后能否建立起坚强巩固的国体也是关键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一个工人阶级占比很低的落后国家赢得革命的成功和建立起巩固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统一战线的法宝，即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须臾不可脱离的强大支撑，而这就是对巴黎公社经验继承弘扬的伟大成就。

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建设中的伟大里程碑，马克思写下《法兰西内战》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翻开新的一页，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进行国家的建构有了最基本的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巴黎公社时，特别地突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要“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这一观点的重要性还体现在:1972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再版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有了巴黎公社的新鲜经验应该有新的阐释，唯一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观点。正因为如此，这一观点也被认为是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忠实地遵循了这一原则。

二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完整的塑形，先后呈现出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苏联模式三种体制样态，成功地建设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启了人类制度建构的新纪元。这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改变了世界文明的格局;另一方面，由于苏联模式的僵化，逐渐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的需求，最后被苏东剧变所终结，留下了社会主义制度塑形的深刻教训和新的使命。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塑形，是“战时共产主义”。一般认为，这是红色政权面临国内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采取的临时举措。但需要注意的是，战时共产主义实施的体制机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的社会主义设想是基本一致的，这可以从战时共产主义实施的主要举措上看出来:禁止私人自由贸易，实行国内贸易国有化;实行余粮收集制，集中全国重要物质资料;由合作社分配站进行实物配给制;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实行全部工业的国有化，推行经济领域总管理体制，如此等等。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先前就已经论述过:“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手里”，“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对社会全体成员实行同样的劳动义务制”。所以，列宁认为这是“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

战时共产主义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种重要样态，作为非常时期的临时举措，它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其包含了对未来制度建构的重要设想。整个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正是通过这种带有军事性质的手段，在市场之外建立起了城乡之间直接的商品交换机制，使苏维埃俄国迅速形成了严格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为赢得战争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然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孕育成长和功能发挥都牢牢框定在特定界限之内，一旦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这些政策的弊端就暴露无遗，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列宁的总结是深刻的:“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列宁用唯物史观否定了这种超越生产力水平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具体举措。基于此，1921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

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二种重要样态，新经济政策试图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进行迂回过渡。实施的重要举措主要有:一是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二是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三是在国家保持经济命脉情况下实行中小企业的非国有化;四是把大工业企业联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实行经济核算;五是取消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动员，按照产品质量和数量支付劳动报酬;六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资本自由发展，鼓励合作社，农村雇工和租佃合法化;七是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实行租让和租赁，重建银行和税收制度;八是实行货币改革，发行以金本位为基础的货币切尔文卢布。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效果是显著的，它使落后的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尽管如此，斯大林1928年宣布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这绝非偶然，因为这一体制实施在指导思想上的定位是“退却”。列宁讲得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

值得指出的是，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仅完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动态探索，更重要的在于，它成功抵制了资本主义的诱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甚至一定程度上找到了驾驭资本主义的有效方式。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敏锐地觉察到高尔察克分子利用自由贸易和私有制来“摆脱”饥荒、复活资本主义的企图，他用公有制和国有化打赢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最深刻、最根本、最经常、最广泛的斗争”。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主动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租让制、租赁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深刻且大胆地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规制和牵引国家资本主义，从而奇迹般地使资本主义的资金和技术为无产阶级所用。看不到这两种临时性制度样态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我们将无法真正深刻理解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逻辑与价值。

在经历了这两种探索后，苏联开始建构起了比较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后来被称为苏联模式。主要特征是:在经济领域，建立了占统治地位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原则;在政治领域，确立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形成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在思想文化领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新建的苏联模式，适应了苏联初期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实际，体现出了对现代化的强大推动能力。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还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191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美国的1/8，法国的1/4，工业产值仅占世界工业产值的4%，主要机械工业产品靠进口，文盲占总人口的2/3。苏维埃政府掌权后，1926年到1941年，苏联执行了3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1913年相比，194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7.5倍，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增长40倍，工业生产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工业化强国。

遗憾的是，随着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否定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限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得党政不分，社会主义法制被忽视甚至遭到践踏;高度集中的文化体制，扼杀了真知灼见和创新，凝固僵化的苏联模式最终未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导致苏联社会所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积重难返以至最终解体。

邓小平谈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探索时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苏联对社会主义制度塑造的贡献是巨大的。没有这一塑造，就没有社会主义阵营和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问题在于它后来的固化与僵化，当然也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再度重塑成为时代的重大议题。

三

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三次伟大塑形是中国共产党完成的。它的历史性贡献:一是体现在开拓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民族特色命题，把制度的根深深扎在本民族的土壤中;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命题，从最基本的层面来把握社会主义的制度塑形;三是提出了社会主义不断改革的命题，激活社会主义制度成长的基因，杜绝了制度的僵化。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塑形其基本取向，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民族特色。之所以称为“模式”，就是规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拷贝这一模式。波兰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率先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的命题，匈牙利曾经提出“走符合我们民族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匈牙利道路”，南斯拉夫树起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自治社会主义”的旗帜，捷共中央则提出了“新型社会主义模式”。这些有价值的命题和制度塑形，无一例外地受到苏共的否定和打压，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没有一个取得了成功。留下了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塑形中的遗憾和教训。

中国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早在1930年5月就曾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38年又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尽管也受到苏共的打压，甚至在《毛泽东选集》中将其改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在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塑形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大贡献是民族特色极为鲜明，其根本政治制度就有所集中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不是一院制，也不是两院制，而是具有一院制优势和两院制优势结合的特色;同时逐步形成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民主运作方式。在其运作过程中，人大能够充分发挥一院制权力集中、决策效率高、避免扯皮的优势，同时，又发挥了政协更加广泛整合民意的优势，两者相互配合，构成人民管理国家的中国独特民主制度体系。

在政党政治时代，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中轴，主导着其他制度的运行。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完善了独特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破解了政党政治的难题，较好实现了既保证集中统一的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又有利于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形成良好的监督机制政党体制。这不仅超越了西方政党制度，也是对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创新。列宁曾经明确指出:“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为中国的现代化打造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由此而创造了社会发展的奇迹。

社会主义制度塑形中的民族要素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实践证明，缺乏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历史根基，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伟大贡献，不仅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牢牢扎下根，而且为当代社会主义的制度塑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使社会主义运动走出苏联模式，熔铸在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之中，从而必然开拓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

中国共产党人塑形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二大贡献，在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未提出过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均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之所以提出这一命题，最关键在于推动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因为要真正推动制度创新，就需要把握用什么来引领和规范制度创新，即制度背后更加深刻的东西，邓小平将之概括为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归纳了社会主义本质，其五句话的阐述，大大解放了思想，启动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空前的重塑，但却又对制度创新和塑形以很好规范，即使是所有制问题、经济运行方式以及分配原则等等过去认为是不可触动的方面，均统统纳入了制度创新的范畴，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了自诞生以来的最大变革。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崭新论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本质特征的概括，是从社会主义发展运行的角度切入的，规定了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无论是社会主义运动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实践证明，离开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无所谓社会主义。这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这一揭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塑形意义重大，它意味着党对国家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中轴，如何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就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塑形的核心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此予以了最新的阐释。

中国共产党人塑形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三大贡献，在于将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塑形的基本路径，彻底抛弃了制度模式化、僵化的取向。苏联在社会主义的塑形中，热衷于追求一个终极目标，即建成一个定型的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都曾经认为或宣布过他们建成了社会主义或发达的社会主义，甚至将进入共产主义。苏联模式就是他们定型化的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翻开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篇章，也翻开了当代社会主义塑形的新篇章。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和重塑，使之摆脱模式化的困境。尽管这种重塑也设定了目标，但都是阶段性目标而不是终结性目标。从邓小平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目标表述都落脚在“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描绘的是一个动态的、比较的态势，而不是固化的终极目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阐释和定位，对社会主义塑形极为重要，不仅使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塑形的基本路径，而且赋予了塑形以历史性、动态性。恩格斯曾经强调，应该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实际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成长性和发展性。

至此，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加宏观、更加深层次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塑形，即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不断地发展变革。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最早在论及资本主义时予以了阐述。他们先论述了资产阶级带来生产力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此体现出这一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特点，即“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这是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的精彩分析，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决定了社会方方面面的不断变革，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更是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社会，更应该不断地改革创新，不断地塑造出能够适应于快速发展生产力要求的制度体系。所以，中国共产党启动的社会主义改革，不仅仅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为了走出苏联模式的困境等，更深刻的是在于从唯物史观的内在机理上把握了制度创新的核心要义。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塑形，更为精彩地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即:能够与时俱进地进行制度创新，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塑造与活跃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不断成长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塑形内在逻辑的深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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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力，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历任空军政治学院讲师、副教授，南京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学督导专家组组长。曾经两次参加南疆作战，两次荣立三等功。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军队育才金奖和军队专业技术一等岗位津贴获得者，全军优秀教员，全国优秀社科普及专家。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咨询委员会成员，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等高校以及多家地方和军队单位特聘和兼职教授，上海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修基地讲座教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共上海市委讲师团成员，上海东方讲坛成员，上海社联委员，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政治学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代表性专著有《政治的透视：转变社会发展战略选择》《人的解放主题的中国化进程》《中国为社会主义贡献了什么》（入选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外译项目、2019年度中国好书和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等。在《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拫》《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三百余篇，入选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出版专著和主编著作18部，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1年第1期

本转载来源：“人民哲学”微信公众号

本站责编：曹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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